胡克斯︱教学越界：理论即解放的实践

专题导言

教育能改变社会吗？社会学家们擅长解读权力和结构中的危机与弊病，却未必擅长在教学现场贯彻救治社会与人的方针；教育家们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教法学法，但又很少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68年，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先河，随后其影响延伸至社会学、戏剧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不同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范式，弗莱雷式教学法基于其在巴西和智利的扫盲实践，继而提炼和总结成理论。随后他辗转于美国、瑞士、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运用其教学法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并于1980年回到祖国巴西，成为巴西劳工党的建党人之一，负责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在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中不断完善这套赋权哲学。如今，保罗·弗莱雷的思想仍在继续指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相关项目。

保罗·弗莱雷不仅明确提出“教育即政治”，而且从社会问题的把脉入手切中“储蓄式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病，因此他所提倡的解放教育、对话式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教学解决温饱这样的现实需求问题，更是要通过“意识化”来培养新人、创造新社会。不同于“替”大众发声，保罗·弗莱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社会工作方法，认为文化工作者需要“与”大众一起积极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变革。

弗莱雷思想的力量，在于从社会根源批判教育问题，立足教育实践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弗莱雷作品的意义不是为传统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所谓的“新”视角，而是示范了将社会学理论与教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新范式，继而启蒙大众、改造社会。而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脉络中理解与挖掘弗莱雷思想的价值，是我辈学人还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本专题将介绍保罗·弗莱雷的生平与基本思想，以及受其启发发展而来的被压迫者戏剧和被压迫者电子游戏。

专题以保罗·弗莱雷百年诞辰时的一篇纪念文章开篇，对其生平与思想进行概括描述。随后节选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代表反文化行动理论的章节，以供读者直观了解被压迫者的文化潜力如何被扼杀。第三篇选文介绍“对话式教育学”何以通过“词”（word）打破少数人对言语权利的垄断，抵抗文化入侵和“主奴结构”。第四篇选自伊万·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阐述去学校化何以可能。第五、六、七篇文章帮助我们领略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其实践：由波瓦开创的被压迫者剧场是革命的预演，剧场不再仅仅是少数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而是被压迫者的文化武器，西非的“发展戏剧”发挥着启蒙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促进发展。电子游戏一向被视为浅薄，然而被压迫者游戏借助波瓦式的技术，将电子游戏视为提升社会政治意识的工具。《被压迫者教育学》面世后，饱受批评之一在于其对性别因素的忽略。贝尔·胡克斯在此领域向前一步，她呼吁“女性主义”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课堂，它需要跨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鸿沟，走向日常生活。最后，以对《被压迫者教育学》内容综述结束，并阐述将其介绍至社会学的意义所在。

鸣谢

专题策划人：

严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系博士候选人）

史和佳（台州学院讲师）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本名葛劳瑞亚·珍·沃特金（Gloria Jean Watkins，1952年9月—2021年12月），她写作的重点是分析种族、资本主义和社会性别的交叉性，以及她所描述的他们产生和延续压迫和阶级统治体系的能力。

我之所以选择接触女性主义理论，是因为我的心在滴血——它遭受到的苦难是如此的强烈难忍，以至于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绝望的我来寻求理论的力量，想要理解并把握在我之内与周遭所发生之事。最重要的是，我想让我受过的伤痛消失。我在理论的领地中看到了治愈的力量。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很早就走进理论了。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理论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中说：

孩子们是最好的理论家，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教育去接受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正常”社会规则是“自然的”，所以孩子们能够坚持向这些社会规则提出最令人尴尬的涉及一般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对孩子们来说，社会于他们有一种奇怪的隔阂，而这是我们成年人早已忘记了的。既然孩子们还无法将成年人的社会习俗（social practices）把握为某种不可避免的结果，ta们自然也就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童年时，每当我试图让周围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用理论作为介入手段、以此来尝试挑战现状，我都会受到惩罚。我还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试图向妈妈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我爸——这个几乎都不和我说话的男人——无权来管教我，而且这个男人用鞭打来体罚我是非常不合适的。她的回答则是，我失去了理智，并且需要更加频繁的惩罚。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想象一下，这对年轻的黑人夫妇首先努力地在实践父权制的规范（即女人呆在家里照顾家庭和孩子，而男人外出工作），尽管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在经济上他们总是要与贫困相伴。然后试着想象一下，他们每个人整天都在努力工作，努力维持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然后回到家还不得不面对一个聪明的孩子无情的质疑，她敢于挑战男性权威，反抗他们竭力想制度化的父权制规范。

……

我多么羡慕多萝西在《绿野仙踪》中的旅程，她可以去往对她而言是最恐惧和充满噩梦的地方，最后却发现“没有地方比得上家”。是的，起码她还有家可回。童年时，我没有家的感觉，但我在“做理论”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从正在我周遭发生的事情中找到了理论的可能。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畅想未来可能性的地方，一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生活的地方。这种批判性思维、反思和分析于我而言是“活着的”体验，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努力去解释我受到的伤害，希望这能让它消失。根本上来说，我从这段经历中了解到，理论能够是一个治愈的地方。

精神分析师爱丽丝·米勒在《童年的囚徒》一书的简介中告诉读者，正是她从童年创伤中恢复过来的自我斗争，促使她开始重新思考并理论化了一种新的、关于童年苦难和儿童虐待的批判性社会思想。在她成年后的生活中，通过实践，她体验到理论是一个疗愈的场所。重要的是，她必须想象一个自己回到了童年的空间，从那个视角去重新审视，记住“关键信息”，对[她]在哲学和精神分析研究中那个没有回答的问题的答案。当我们活生生的理论经验从根本上与自我疗愈和集体解放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时，理论和实践之间就不再存在距离。事实上，这种经验更明显地表明了自我与集体两者之间的纽带——最终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过程。

理论并不是内在固有地就是治愈、解放或革命性的。只有当我们要求它这样做时，并将我们的理论研究引向这一目标时，它才会履行这一功能。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当然没有把我所参与的思考和批评经历描述为“做理论”。然而，正如我在敝作《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中所说的那样，拥有一个黑话术语并不会带来一个运动或实践的产生；同时，一个人可能会在不知道或未拥有这种黑话术语的情况下实践这一理论，就像我们可以在女性主义精神的指引下生活和行动、而不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一样。

图为贝尔·胡克斯《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2000年版书封。[图源：amazon.com]

……

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产生的批判性反思表明，女性主义理论的早期理念（其坚持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激励和启发女性主义实践）开始出现偏离，或至少这一趋势变得明显：女性主义理论进程在学院象牙塔中的隔离化和建制化，女性主义思想或理论的文书优位于口头叙述。与此同时，黑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挑战和解构“女性”范畴的努力——坚持认为性别不是决定女性特征（femaleness）之建构的唯一因素——是一项关键的启发，它导致了女性主义思想领域的深刻革命，并真正地拷问和颠覆了主要由学院派女性（其中绝大多数是白人）生产的霸权性的女性主义理论。

在这场思想的地震之后，白人女性学者和她们的白人男性同行之间的联盟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攻击，似乎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共同努力来形成和培育的：制定和实施一个批判性评估的标准，这些标准将被用来定义什么是理论的，什么不是理论的。这些标准经常导致挪用和/或贬低不“合适”的工作，这些工作突然被认为不是理论的——或者不够理论化。在一些圈子里，白人女性主义学者转向白人男性所创造的批判性工作和理论，这与白人女性主义学者拒绝充分尊重和重视黑人女性或有色人种女性的批判性的见解和理论成果之间似乎有直接的联系。

有色人种女性和被边缘化的白人女性群体（例如，女同性恋者、性激进分子）的作品，特别是如果其写作方式使其能够获得广泛的阅读受众，但在学术环境中却往往被剥夺作为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即使这些作品的确能够促进并推动女性主义实践。尽管这些作品也往往被那些设定限制性批判标准的人们所挪用，但ta们最常声称这并不是真正的理论。显然，这些个体对理论的用途之一是工具性的，目的性的。ta们在利用“理论”建立一个不必要的、相互竞争的思想等级制，通过将理论工作指定为低级、高级或值得多少关注度的工作来重新定义一种支配政治。马丁·路德·金强调，“理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途。”很明显，理论在学术领域的众多用途之一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生产其巩固，在那里，唯一被认为是真正理论的作品是高度抽象的、黑话的、难以阅读和包含晦涩参考的作品。在柴尔德和胡克斯（Childers and hooks）的《关于种族和阶级的对话》（A Conversation about Race and Class）（也在《女性主义的冲突》（Conflicts in Feminism）中）文学评论家玛丽·柴尔德斯（Mary Childers）宣称，“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可能理解的某种理论表演”被视为任何批判性思想生产的代表，而在许多学术圈子被承认为“理论”，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当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到了此时，这尤其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很容易想象在不同的场所，学术交流之外的空间，在那里，这样的理论不仅会被视为无用的，而且在政治上是非进步的，这是一种自恋的、自我放纵式的做法，它最喜欢寻求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制造一个鸿沟，从而延续阶级精英主义。在这个国家，有太多的环境场所，儒林文书在那里只有轻微的视觉意义，在此不会阅读或写作的人会发现，无论发表的理论是多么清晰或模糊，都是没有用的。因此，任何不能在日常对话中分享的理论都不能被用来启蒙公众。

图为《女性主义的冲突》（ Conflicts in Feminism）1990年书封。[图源：taylorfrancis.com]

想象一下，当学生们（其中大多数是女性）来到女性主义研究课堂，读到她们被告知的“女性主义理论”，却觉得她们所读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无法理解，或者当理解与课堂之外的“生活”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时，女性主义运动将发生什么变化。作为女性主义活动家，我们可能会问自己，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什么用？——攻击嘲笑那些努力挣脱父权制压迫的女性其脆弱之心理；我们可能会问自己，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什么用？——它从字面上就击败了她们，让她们在教室里一头雾水、睡眼惺惺地感到羞辱。（这样的迫真女性主义理论）感觉就像她们要很容易地赤裸站在客厅或卧室的某个地方，和一个已经或即将伤害她们的人呆在一起，这个人也会让她们经历一个羞辱她们的互动过程、剥夺了她们对自身的价值感。

显然，一个变成这般模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可能会在父权制统治的眼中使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学术合法化，但它将破坏和颠覆女性主义运动本身。也许正是这种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存在，迫使着我们谈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因为这种理论的目的确实是分裂、分离、排斥和制造距离。由于这种理论继续被用来压制、审查和贬低各种女性主义理论性的声音，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忽视它。然而，尽管它被用作支配的工具，但它也可能包含重要的思想、理念和愿景，如果用不同的办法使用它，这些思想和愿景可能会发挥疗愈和解放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它对女性主义斗争构成的危险，女性主义斗争必须植根于这样的理论、这种理论为女性主义的实践提供信息、塑造并使其成为可能。

在女性主义者的圈子里，许多女性对霸权性女性主义理论的反应，是推翻理论本身，从而进一步假设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错误二分法。因此，她们与那些她们会反对的人形成了共谋。通过将理论不具备社会实践性的这一错误假设内化，她们在女性主义圈子里推动了一种潜在压迫性的等级制度的形成，在这种等级制度下，所有具体的行动都被视为比任何书面或口头的理论更重要。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以黑人女性为主的聚会，会上我们讨论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等黑人男性领导人是否应该受到女性主义批评，这些批评对他们在性别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整个讨论不到两个小时。接近尾声时，一位一直特别沉默的黑人女性说，她对所有这些理论和修辞、以及所有这些谈话都不感兴趣，她更感兴趣的是行动，是做一些事情，她只是“厌倦了”所有的清谈。

这位女性的反应让我感到不安，这是一种很熟悉的反应。也许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她生活的世界与我不同。在我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很少有黑人女性或有色人种女性思想家（像这场对话这样）聚集在一起，就种族、性别、阶级和性问题进行严格的辩论。因此，当她暗示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是一种常见的、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我们可以放弃或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不知道她（出身）从何而来。我觉得这样的批判性对话和理论化过程（参与者以黑人和有色人种妇女为主），触碰到了长久以来的禁忌，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规划一个新的旅程，为自己作为黑人女性宣称和创造一个理论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始以集体构建女性主义理论。

在许多黑人的场所中，我目睹了知识分子被抛弃、理论被推翻，并选择了保持缄默。我逐渐明白，沉默是一种帮凶行为，它有助于延续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就能够进行革命性的黑人解放和女性主义斗争。像许多反叛的黑人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知识工作和教学往往是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进行的，我很高兴能经常与一个由黑人组成的集体接触，以至于我不想在群体里掀起波澜，也不想因为与这个群体意见不一而让自己成为局外人。在这种情况下，当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被贬低时，我很少质疑这一流行的假设本身，或者站出来肯定或狂喜地谈论理论与知识的过程。我担心，如果我坚持知识工作或理论的重要性，或者我只是简单地说我认为广泛阅读是重要的，我可能会被视为傲慢，或者凌驾于在场的每个人之上。所以面对此种假设，我过去经常保持沉默。

考虑到我们作为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危机，考虑到我们迫切需要重新点燃并维持黑人解放斗争的火焰，这些个人意识里所考虑的风险似乎是无足轻重、老生常谈的。在我提到的聚会上，我敢于发言，回应有人说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交谈，因为我认为我们的言论是一种行动，我们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讨论性别和黑人问题的集体斗争是一种颠覆性的实践。作为黑人，我们将继续面临的许多问题——自卑、加剧的虚无主义和绝望情绪、压抑的愤怒和暴力破坏了我们的身心健康——这些都无法通过从前曾经奏效的生存策略来解决。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其根源在于试图理解我们当代困境的本质，以及我们进行集体抵抗的方式，从而改变我们当前的现实。然而，我之前在不同的场所里，并没有像这样一直严格而坚持不懈地去强调智识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理论之生产作为一种解放性的社会实践。

尽管我不怕开口说话，但我真的不想被视为“破坏”美好时光的人，这也就是黑人社群中甜蜜团结的集体意识。这种忧惧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女性主义境况，当时提出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提出被认为可能破坏姐妹情谊及其团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次为纪念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而举行的集会上，黑人妇女仍然在否认我们参与批判性、替代性的政治对话和辩论之权利，特别是因为这档子事在黑人社区中并不常见。为什么那里的黑人妇女觉得有必要互相监督，否认在黑人之中另有着一个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在没有自我审查的情况下去谈论理论？为什么，当我们可以一起庆祝一个敢于站出来的黑人男性批判性思想家的力量时，会有这种渴望压制任何观点的存在？这启示我们可以集体地学习叛乱的黑人女性知识分子/理论家的想法和愿景，她们所做工作的性质必要地打破了刻板观念，而这种观念会误导我们相信“真正的”黑人女性总是那个凭直觉说话的人，她正直地赞美具体而不是抽象、物质而不是理论？

一次又一次，黑人妇女发现，我们努力发声，打破沉默，参与激进的政治辩论，却遭到了压抑。在这几种现象之间存在着联系：我们经历的缄默、审查以及黑人为主的场所（比如上述黑人女性的空间）中潜在的反智主义，学术建制中黑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被告知、我们不能被完全倾听或尊重、说是因为我们做的工作不够理论。在《理论之旅：种族和代表权的文化政治》（Travelling Theory: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Representation）中，文化评论家科贝纳·默瑟（Kobena Mercer）提醒我们，黑人性（blackness）是复杂和多方面的，黑人们可能会被嵌入反动和反民主的政治学。正如一些精英学者构建了“黑人性”的理论，并使其成为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进入的关键领域——利用理论在种族问题上的工作来维护他们像历史上那样的对黑人的权威，拒绝民主进入理论的创造过程——这威胁到了黑人集体解放斗争，我们中那些对此做出反应（通过宣布所有理论都毫无价值来促进反智主义）的人也一样。

通过强化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分裂的观点，或者通过制造这种分裂，两个群体都否认了解放性教育对批判性意识的力量，从而延续并强化了我们集体被剥削和压抑的条件。

……

在革命性的女性主义运动与黑人解放斗争中，我们必须不断宣称理论是解放行动主义整体框架内的必要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注意鉴别理论被错误使用了的方式。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批评一些学院派女性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保守的、甚至有时反动的——使用。我们必须积极努力，呼吁人们注意创造一种能够推动新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寻求那种进一步反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抵抗立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鼓励和重视在口头和书面叙述中都能予以分享的理论。

反思我自己在女性主义理论方面的工作，我发现写作——理论谈话——在邀请读者来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参与女性主义实践时，是最有意义的。对我来说，这样的理论来自于具体的东西，来自于我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理解，来自于我对自己和他人生活进行批判性介入的努力。对我来说，这是女性主义转变成为可能的原因。个人证词和个人经历是解放性女性主义理论产生的沃土，因为它通常构成我们理论形成的基础。当我们努力解决日常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我们需要识字、结束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妇女的健康和生殖权利以及性自由等）时，我们就参与了一个关键的做理论的过程，这赋予了我们动机和力量。我仍然感到惊讶的是，明明已经有如此多的女性主义著作产生，却有如此少的女性主义理论努力向妇女、男子和儿童来讲述——我们是如何通过女性主义实践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状况的。例如，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一套女性主义理论，它旨在帮助个人将女性主义思维和实践融入日常生活？例如，什么样的女性主义理论旨在帮助生活在性别歧视家庭中的妇女、来努力实现女性主义之变革的？

我们知道，美国的许多人用女性主义思维来教育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我经常批评以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女性主义，因为我担心，任何寻求改变社会的女性主义变革进程，如果不是植根于依据大众的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承诺，就很容易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骑劫。在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中，我们已经目睹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商品化（就像我们经历了对黑人本身的商品化一样），其方式看起来似乎让人可以轻易分享这些运动产生的“好处”，而不需要真正致力于变革性的政治和实践。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正迅速成为只有特权精英才能担负得起的商品。当作为女性主义活动家，我们申明致力于一场政治性的革命女性主义运动，并将社会变革作为其核心议程时，这一商品化过程就要被打乱和颠覆了！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出发，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要去创造面向最广泛受众的理论。我曾在其他地方撰文，并在无数次的公开演讲和谈话中分享，我关于自我写作风格、关于不使用传统学院派形式的办法，是出于包容性的愿望做出的政治性决断，目的是在尽可能多的不同场所邂逅尽可能多的读者。当然，这个决定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各种学术建制里的学生经常抱怨，她们不能把我的作品列入面向学位的资格考试的必读书目，因为她们的教授认为它们不够学术化。我们之中任何一个在学术圈子（其中我们及其作品持续不断地被评估）里创作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写作的人都知道，被视为“非学术”或“非理论”的工作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奖励。

现在，在我的生活中，与学院内外对我作品的绝大多数的正面反馈相比，这些负面反馈似乎并不重要。最近，我还收到了一连串来自监禁中的黑人男性们的来信，他们读了我的作品，并想分享他们正在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的行动。在一封信中，作者深情地夸耀说，他已经让我的名字成为“监狱里家喻户晓的词”。这些人谈论孤独的批判性反思，谈论用女性主义作品来理解父权制作为塑造他们的自我认同和男子气概观念的力量之含义。

在收到其中一名黑人对我的书《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的强烈批判性回应后，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人们在监狱的环境中阅读、研究和谈论作品。由于对我的作品研究持批评态度的人通常是学术专家，我和你们分享这些不是为了吹嘘或不谦虚的表现，而是为了作证，让你们从第一手经验中知道，我们所有的旨在觉醒意识的女性主义理论，真诚的想与不同受众交谈的想法，确实有效：这不是天真的幻想。

图为《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1999年版书封。[图源：amazon.com]

在最近的谈话中，我曾谈到，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受到这样的肯定是多么“幸运”，能成为那些女性主义理论家中的一员，创造出跨越错误界限、推动社会变革的作品。早先有很多时候，我的作品遭到各种形式的漠视和贬低，这在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绝望。我认为，每一个黑人女性或有色人种女性思想家/理论家都曾感受到了这种绝望，她们的作品是反对派的，是违背常规的。当然，米歇尔·华莱士（ Michele Wallace）在介绍《黑人男子气概和超级女人的神话》（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的重新发行时曾尖锐地写道，她被早期作品收到的负面批评所破防，并曾一度消沉。

图为米歇尔·华莱士（ Michele Wallace）《黑人男子气概和超级女人的神话》（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1980年版书封。[图源：amazon.com]

我很感激我能站在这里证明，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念——即女性主义思想必须与每个人分享，无论是通过谈话还是写作，并牢记正是这一过程创造了理论——我们就能推动人们渴望——是的，渴望——去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其中一员。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在分享着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当被要求在大学环境中演讲时，我还会转而寻找其他环境条件，或者主动回应那些注意到我的人，这样我就可以把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带给任何人。有时环境条件会自发出现。例如，在美国南方一家黑人开的餐馆里，我和一群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黑人男女坐了几个小时，讨论种族、性别和阶级的问题。我们中的一些人受过大学教育，另一些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我们对堕胎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讨论黑人女性是否应该有选择权。在场的几名非洲中心论式的黑人男性认为，男性应该有和女性一样多的选择。在场的一名女性主义黑人女性是一家女性健康诊所的主任，她雄辩而又令人信服地谈论了女性的选择权。

在这场激烈的讨论中，在场的一位黑人女性发表了意见，她沉默了很长时间，在参加讨论之前犹豫不决，因为她不确定是否能在黑人们的大白话讨论中传达她思考的复杂性（以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听众的我们会听到和理解，而不是去取笑她的话）。当我离开时，这位姐妹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表示感谢我的发言。她在分享自己感谢之词的开头说，这次谈话不仅让她能够有机会表达自己一直“保留”着的感受和想法，而且通过这样说出来，她为自己和伴侣创造了一个改变思想和行动的空间。当我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她握着我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受到了太多伤害。”她感谢我们的这次会面，我们这天下午对种族、性别和性的理论化，减轻着她的痛苦，证明着她能感觉到内心的伤害正在消失，她能感觉到一种疗愈的效果发生在心里面。她抱着我的胳膊，身体对身体，眼眸对眼眸，她让我共情地分享这种治愈的温暖。她希望我作为见证，再次听到她的痛苦之名，以及当她感觉到伤害消失时出现的力量。

……

为我们的苦痛命之以名，那并不容易。

我感谢许多敢于在与痛苦斗争的场所创造理论的女性和男性，ta们勇敢地揭露伤口，给我们传授和指导ta们的经验，作为规划新的理论旅程的一种手段。ta们的工作是解放性的。它不仅使我们能够回忆和恢复着自己，而且激励我们重新致力于积极、包容的女性主义斗争。我们仍然需要集体地大搞女性主义革命。我很庆幸，我们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正在集体寻找实现这一运动的方法。我们的寻找将我们引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回到那一刻，一个女人或孩子，她可能认为自己的战斗是孤独的，她开始了属于女性主义的颠覆运动，并开始给她的实践命名，真正开始从生活经验中寻找活生生的理论。让我们想象这个女人或孩子正在遭受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痛苦，以及她想让这一苦痛消失。

我很感激我能成为一个见证者，见证着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女性主义理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一种革命性的女性主义运动，我们可以直接谈论人们内心的痛苦，并为ta们提供治愈的话语、治愈的策略和治愈的理论。我们中没有人从未感受过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痛苦，父权制的统治在日常生活中就可能造成伤害，那是深刻而无情的痛苦和悲伤。

玛莉·松田（Mari Matsuda）告诉我们，“我们被灌输了一个谎言，说战争中没有痛苦”，而正是父权制使这种痛苦的掩埋成为可能。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则提醒我们：

我们在用自己的生命来体验、了解事物，我们生活在这些知识中，这是超越了任何理论的理论。

提出这一理论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因为正是在它的生产中，蕴藏着我们解放的希望，蕴藏着为我们所有的苦痛命名的可能性——驱赶我们受到的所有伤害并使其消失。如果我们创造出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发起解决这种伤害的女性主义运动，我们将毫不困难地建立起一场以群众为基础的女性主义抵抗斗争。这一次，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之间将不会有任何所谓鸿沟。

〇本文节选自贝尔·胡克斯《教学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实践》，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5章，1994年。エミヤたにゆき译，发布于“屋顶现视研”公众号，原标题翻译为《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从教学到越界》，经译者同意后，修订为《教学越界：理论即解放的实践》。

〇封面为Fannie Lou Hamer女士在众议院拒绝了1964年密西西比州五名代表选举的挑战者后，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外与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的同情者交谈。摄于1965年9月17日。[图源：nbcnews.com]

〇编辑 / 排版：彭彭 / 山本木子

〇审核：弥章 / Y.H.